壮族地区医疗制度和医疗机构的建立都较晚，据文献记载，大约在宋以后才建立。
11世纪中叶，广西爆发了壮人侬智高领导的有壮汉等民族人民参加的反宋起义。根据新出土元碑《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》考释，白居易的后代白和原，在广西参加了这次起义，当过"医长"，成为医药世家。说明在起义部队中，有不少壮、汉医生，并已设立了医疗制度。这方面有关文献缺乏记载，尚待进一步考证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起义首领侬智高的母亲阿侬是一位医术颇精的女壮医，擅长骨伤科，阿侬随起义军把壮医医术传播到云南。
明清时代，有关文献才开始明确记载壮族地区医疗制度和医疗机构的情况。
明代，在土司制度下，官方设有医药机构，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，地方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。《广西通志》载："庆远府……医学在税课后，成化元年(1465年)知府周一清重建"，"天河县……医学在县治南"，"思恩县……医学在县治左"，"武缘县……医学在县治南"，"永淳县……医学在县治西"，"南宁府……医学在府治西"，等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明代嘉靖十年(1531年)，广西有40多个州、府、县土司设有医学署。这些医学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，是医药卫生行政机构，还是医疗服务机构，或者是医学教育机构?由于记载欠详，尚难以定论，但其为医药卫生机构则是肯定的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医学署的医官"本为上人"，即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，这对于发展民族医药特别是壮医壮药，当然是一个促进的因素。这也说明土司对本民族的传统医药还是比较重视的。事实上，在土司家属中就有直接从事医药工作的专职医生。如清代道光年间，在忻城土司衙门西侧曾建起一栋"大夫第"。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孙莫述经(号钦明)就是"大夫第"里的专职医师，主管土司衙门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保健事务，同时也兼理一些民间病患。莫述经的诊室、药房设在"大夫第"的"头堂"，诊室在左，药房在右，专用中药及本地产的民族药防病治病。土司的亲属从事医疗工作，说明在土司制度下民族医是有-定的社会地位的。
清代，壮族地区建立的卫生机构负责管理地方医药和救济、诊疗贫穷患者。《北海杂录》云："太和医局，设于光绪十六年(1890年)，亦广西商人协力敛赀，藉行善举。与广仁社相通一气者，专为赠医施药舍馆事，局有永远管理四人，另每年公举总理四人……聘请医师驻局，七点至十-点，以便贫病人到诊。"《龙津县志》亦曰："医药局于宣统初年成立，延请中医生，主任医药杂务。民间贫寒之家有疾病者，就局诊治，不收诊金，间或有赠药剂者。局址初附设于道尹公署，嗣移于旧都司府，再移于龙州学社内。"有些地方的医药机构成立之后又取消，如《博白县志》(乾隆年间修)称"阴阳学，医学俱废"。
此期间，有外国人在壮族地区兴建了一些医院，如"法医院，每以赠医施药为事，归法医土办理，由法政府派来，向僦民房以为医所。《北海杂录》，光绪二十一年(1905年)]"普仁医院，创于光绪十二年(1886年)，为英耶稣教士所设，驻隆英医一名，赠医施药不受分文，每日本埠及附近村落就诊者颇众。"[《北海杂录》，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]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特有的现象，这些医院数量少，且集中于市镇，对壮医药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。
民国时期，国民党政府对祖国医学极尽摧残之能事，企图废除中医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国粹的中医药都得不到保护和扶持，包括壮医药在内的少数民族医学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尽管如此，民族医药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，民国期间壮族地区的中医药还是有所发展的。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以后，广西先后成立了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、省立梧州医药研究所、省立桂林医药研究所。这三个研究所于民国三十年(1941年)合并于南宁，称广西省立医药研究所。研究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招收学员，培养中医药后备力量。民国二十四年九月(1945年9月)，改称为广西省立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。该校设有药科专业班和药物种植场，教授有关药物方面的知识，并对部分中药、壮药进行剂型改革的尝试，提炼成为流膏、干膏、水液、粉末、植物结晶等。尽管如此，对壮医药的研究、应用还是有局限性的，壮医药仍以其千百年来的方式在民间流传，等待后人的发掘、整理和提高。
